《华为哲学:任正非的企业之道》:呈现“不同的任正非”

华为,一家成立不足30年的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如今却成就了世界财富500强中最耀眼的传奇。从一家小作坊成长为世界500强,华为传奇背后的商业逻辑到底是什么?用任正非的话说,“是一种哲学思想,它根植于广大骨干的心中”。经营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哲学,任正非带领华为前进的发展史正是一部哲学思想落实于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的教科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后,首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理事,东土科技副总经理。曾在华为集团、力诺集团、当当网等企业从事中高层管理工作,具有近二十年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经验。曾经主持或参与多家企业的战略管理、干部队伍建设、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和实施,参与企业对外投资,企业并购、资本运营以及上市工作。曾与多家国际著名咨询公司合作项目,在组织设计、流程优化、任职资格、薪酬设计和激励机制方面经验丰富。曾在《中国青年报》《北京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评论》《经济资料译丛》等核心报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或参与多项省部级研究课题。

这是一部真正从哲学视角来研究企业经营之道的著作,深切触及华为精神内核和任正非思想精髓。它不是以哲学之名谈管理或为哲学而哲学的泛泛之作。作者周留征博士哲学理论功底深厚,且亲历华为创业成长史,书中有他对鲜有曝光的华为资料的披露和深入解读,更有从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上升到管理理论、又进一步推深到哲学高度的心血凝注,是真正以哲学之思析管理之术,成指导实践之精华,带你走进神秘的华为,感知它神秘背后的真实。

★“互联网+”时代的企业先行者们,这是一部告诉你如何将企业做强、做大、做精,为你的管理注入哲学内涵、提升管理效率的教科书。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客们,这是一部为你的理想插上务实的翅膀,帮你掌握企业发展战略构建的方法论。

无论你是怎样的管理者,这本书都将有值得你阅读的价值,成功虽不可复制,但成功的方法可以模仿,成功背后的精神永续沿承。

哲学能够帮助提升企业家的思维层次和思维能力,提升企业家对未来的预见能力和领导力水平。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能够使企业家站在思维的前沿高地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趋势、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前景做出超前的判断。

相比华为在物质上创造的巨大财富,任正非的企业哲学思想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和启示更加弥足珍贵。周留征博士的新作第一次从哲学角度,梳理了华为成长历程,剖析了华为生存哲学、发展哲学、经营哲学、管理哲学和文化哲学,为我们全面深刻了解华为、读懂任正非,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让我们能够真正洞察华为成功之道,学习华为传奇背后的商业逻辑。

——徐洪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著名经济学家、中央电视台特约财经评论员

在中国具有哲学思想的企业家确属凤毛麟角。思想有多远,企业才能走多远。时代呼唤具有有思想的企业家的大量涌现。留征博士的这本书也许会给很多创业者和企业管理者以启示——他们会以华为为榜样,以自己的企业为平台,通过艰苦的学习、实践和深度思考,成为“不同的任正非”。这也是我的期望。

任正非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企业家,也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你很难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他是一个曾经患过抑郁症的孤独者,也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企业总裁。他经常对华为高管疾声训斥,也苦口婆心告诫员工“不要做一个完人,因为做完人很痛苦的”。他不但有质朴实干的一面,更有仰望星空的一面;他从来都不是神,他只是他自己。在他眼里,华为不是成功企业,外界只是在雾里看花,对华为做了过度解读。他不仅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实干家,而且是一个立足实践的思想者。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企业家,军人出身的任正非在带领华为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其企业哲学思想的发展,这一发展大致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具有四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个阶段是深受思想影响的华为发展初期。这个时期的华为还处于艰难生存与力求发展的阶段,任正非创造性地把领导中国走向成功的思想融合到华为的经营管理中,以至于《IT经理世界》杂志曾经刊文称任正非是“泛主义者”。华为成长初期面临的生存环境无比严峻,为了在跨国巨头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任正非运用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哲学思想,先从国外通信巨头当时无暇顾及的三线城市入手,逐步抢占市场份额,扩大企业生存空间。在这一时期,他的企业哲学思想隐含在他的一系列讲话中,比如《反骄破满,在思想上艰苦奋斗》《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要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在自我批判中进步》以及《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

第二个阶段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经营管理思想和工具,“削足适履”的时期。这个阶段华为已经解决了初期的生存困境,进入了企业的高速发展时期。任正非不断走出国门,考察并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思想。他不仅写了《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北国之春》《冰岛随笔》《市场经济是最好的竞争方式,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等一系列文章,而且不断与西方管理咨询公司全力合作进行管理变革,与Hay和CRG公司合作引进了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与IBM公司合作引进了IPD(集成产品开发)与ISC(集成供应链)管理体系,与PwC合作引进了财务管理体系,与FhG(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合作引进了生产工艺管理体系。为了破除学习与变革的阻力,任正非不惜用“削足适履”来比喻华为进行的管理变革,强力推进,不计代价,确保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在华为落地。

第三个阶段是融会贯通并形成华为独特的企业哲学时期。2005年华为经过八年屡败屡战的国际化道路,海外收入首次超过国内收入,标志着华为已经成为一家线年任正非在华为内部干部培训班上发表讲话《在理性与平实中存活》,认为企业的生命不是企业家的生命,要建立一系列以客户为中心、以生存为底线的管理体系,而不是依赖于企业家个人的决策制度。“管理就像长江一样,我们修好堤坝,让水在里面自由流。”公司发展的微观模式就是一部分有效和谐的方法论,完成企业管理诸元素从端到端、高质、快捷、有效的管理。这些思想与2000年任正非以“无为而治”为题要求华为高层管理者写命题作文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显然已经走出了当初的思想混沌状态,有了明确的目标。在华为“2012实验室”的讲话,则标志着任正非思考的深度与广度已经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开始思考企业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人的命运的联系,明确提出了哲学改变思想的课题,这也意味着其企业哲学思想的形成。

任正非作为基建工程兵部队的技术兵有过近十年的军旅生涯,南下北上,东奔西走,曾经获得过众多奖励和荣誉。军队的经历使任正非的企业经营管理思想具有浓郁的军事风格,而这种军事风格的思想也恰恰契合了“商场如战场”的企业生存环境。华为经营战略中的“农村包围城市”“压强原则”,组织机构中的“片联”“地区部”“重装旅”,企业文化中的“狭路相逢勇者生”“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等都是军事风格的体现。在任正非的讲话中,经常可以看到诸如“统帅”“将军”“正规军”“土八路”“新兵蛋子”“炮火”等军事词汇。

军事词汇的使用还只是表象。从华为的发展历程来看,任正非的确是把经营管理企业作为统军打仗来对待的。他把战争的知识和理论应用到华为中,且在谋略、布局、团队、士气各方面都发挥到了极致。他不仅活学活用的军事思想,而且也学习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思想和乔良的《超限战》理论。他把自己多年养成的军队作风融入华为的企业文化之中,使华为成了一个像军队一样目标统一、纪律严明、作战勇猛的高效企业组织。

从1987年创立时的小作坊到2014年世界通信制造业的领头羊,27年的华为发展史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但是伴随着华为成长的不仅是欢呼与喜悦,更是如影相随的死亡威胁。这个死亡威胁不是来自竞争对手,而是来自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内心深处。

因为特殊的生活经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企业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来自于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任正非与他们还不同,他的危机意识已经深入骨髓,融入身心,甚至近乎偏执。在《华为的冬天》中,任正非这样表达他对危机的认识:

“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而且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面对这样的未来,我们怎样来处理,我们是不是思考过。我们好多员工盲目自豪,盲目乐观,如果想过的人太少,也许就快来临了。居安思危,不是危言耸听。”

“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在任正非那里,华为发展越快,规模越大,他的危机意识反而更强烈。他也曾向员工描绘美好的未来,创立之初就豪言华为会“三分天下”;他也发出过“要敢于超越美国公司,最多就是输”的怒吼。但是华为27年来他说得最多的却是“冬天”“萎缩”“失败”“破产”“死亡”等冷冰冰的字眼。于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出现了,天天疾呼“死亡”与“破产”的华为不仅活得很滋润,而且登顶世界通信制造业;天天高喊“百年基业”与“世界一流”的众多企业却早已折戟沉沙、销声匿迹了。

任正非是一个酷爱学习的人,出差期间必带的物品就是书籍。他技术出身,知识面广,胸怀远大,眼界开阔,富有思想。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你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传统的哲学智慧,比如“无为而治”“利出一孔”“深淘滩,低作堰”,也可以看到近代思想中的“批判与自我批判”“农村包围城市”;不仅可以看到古希腊神话中的丹科,而且可以看到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雄人物“蓝血十杰”。不仅可以看到“凤凰”“乌龟”“狼狈”,还可以看到“黑寡妇”“猫头鹰”甚至是“眼镜蛇”;至于“青纱帐”“土八路”“炮楼”等更是比比皆是。

2003年,华为曾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张世英教授、韩水法教授、李中华教授和王博教授以及中国社科院的庞朴教授、余敦康教授和原海军政治学院的吴琼教授为华为总监以上干部做哲学培训,讲授“西方现代哲学论和谐相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周易与思维方式”“无用之用——老庄的智慧”“说无谈玄”“回到轴心时代”“战争指导规律与大战略”等课程。任正非本人也亲自听课并与老师们热烈互动。授课以后华为更是把培训录像制作成光碟在公司内下发学习,并向华为的客户赠送。在授课中,年逾古稀的庞朴教授曾问任正非,为什么邀请他们讲授和企业经营管理没有多少关系的哲学课程,任正非的回答是要给华为干部的头脑松松土,浇浇水。换句话说就是提高管理干部的哲学素养,开阔视野,重塑思维模式以适应新的挑战。2013年任正非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提出华为未来要建立三个研究所,第一个就是美学研究所。其实美学也源自于哲学,我们很多耳熟能详的哲学家同时也是美学的主导者,比如柏拉图、康德、尼采等人。2015年1月18日,在华为市场工作会议之后进行的文史哲讲座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三智道商国学院院长王守常先生为与会干部带去了《中国的智慧》讲座,充分体现了任正非在企业哲学思想方面的境界与干部培养方面的良苦用心。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着义利之争,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义利观。义指的是特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约束,利则指的是物质利益。对二者关系的不同看法形成了不同的义利观。儒家强调“见利思义”。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认为应当“重仁义轻私利”。墨家强调“交相利”。法家则与此相反,商鞅提出“利者,义之本也”,韩非认为要有“计算之心”。总体而言,在义利之辩中,形成了重义轻利、重利轻义和义利并重三种说法。企业作为一种功利性经济组织,是以逐利为根本的。因此一般的企业老板都把利作为经营企业的第一要义。

作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在“义利观”上实现了超越。他强调企业是功利性组织,企业的使命首先是活下去,如果没有利润,企业就会死亡。企业同时也是社会性组织,必须守法经营、合法纳税、创造就业。他要求华为员工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华为,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在利益的分配上,和一般的企业老板不同,他把个人利益看得比较轻,愿意和员工分享公司发展创造的财富。无论是从华为的股权结构还是华为的薪酬制度上,任正非都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分享。一直秉承“要活大家一起活”观念的任正非认为企业赚了钱首先要大家分,大家都有份才会愿意跟着他干。在法律制度还不规范的时候,华为的全员持股制度已经开创了中国企业的先河。目前,任正非在华为个人持股已经不足2%,其余的股份由大多数员工共同持有。也正是由于任正非有如此的胸怀和魄力,华为才集聚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并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成就了华为今日的辉煌。这是一般企业家难以企及的大智慧,也正是这种大智慧使华为一直乘风破浪,奋勇前行。

27年的发展历程,不仅成就了华为,也形成了任正非独特的企业哲学思想。当任正非说“哲学改变中国”的时候,也意味着他已经不仅仅着眼于目前的华为,而是开始思考华为的未来和中国企业的未来。同时,中国企业也可以在学习和批判华为的企业哲学中获得启迪与智慧。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任正非不仅仅创造了华为传奇,而且为中国企业哲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华为,一家成立不足30年的中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如今却成就了世界财富500强中最耀眼的传奇。从一家小作坊成长为世界500强,华为传奇背后的商业逻辑到底是什么?用任正非的话说,“是一种哲学思想,它根植于广大骨干的心中”。经营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哲学,任正非带领华为前进的发展史正是一部哲学思想落实于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的教科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后,首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理事,东土科技副总经理。曾在华为集团、力诺集团、当当网等企业从事中高层管理工作,具有近二十年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经验。曾经主持或参与多家企业的战略管理、干部队伍建设、企业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和实施,参与企业对外投资,企业并购、资本运营以及上市工作。曾与多家国际著名咨询公司合作项目,在组织设计、流程优化、任职资格、薪酬设计和激励机制方面经验丰富。曾在《中国青年报》《北京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评论》《经济资料译丛》等核心报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或参与多项省部级研究课题。

这是一部真正从哲学视角来研究企业经营之道的著作,深切触及华为精神内核和任正非思想精髓。它不是以哲学之名谈管理或为哲学而哲学的泛泛之作。作者周留征博士哲学理论功底深厚,且亲历华为创业成长史,书中有他对鲜有曝光的华为资料的披露和深入解读,更有从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上升到管理理论、又进一步推深到哲学高度的心血凝注,是真正以哲学之思析管理之术,成指导实践之精华,带你走进神秘的华为,感知它神秘背后的真实。

★“互联网+”时代的企业先行者们,这是一部告诉你如何将企业做强、做大、做精,为你的管理注入哲学内涵、提升管理效率的教科书。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客们,这是一部为你的理想插上务实的翅膀,帮你掌握企业发展战略构建的方法论。

无论你是怎样的管理者,这本书都将有值得你阅读的价值,成功虽不可复制,但成功的方法可以模仿,成功背后的精神永续沿承。

哲学能够帮助提升企业家的思维层次和思维能力,提升企业家对未来的预见能力和领导力水平。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能够使企业家站在思维的前沿高地对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趋势、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前景做出超前的判断。

相比华为在物质上创造的巨大财富,任正非的企业哲学思想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和启示更加弥足珍贵。周留征博士的新作第一次从哲学角度,梳理了华为成长历程,剖析了华为生存哲学、发展哲学、经营哲学、管理哲学和文化哲学,为我们全面深刻了解华为、读懂任正非,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让我们能够真正洞察华为成功之道,学习华为传奇背后的商业逻辑。

——徐洪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著名经济学家、中央电视台特约财经评论员

在中国具有哲学思想的企业家确属凤毛麟角。思想有多远,企业才能走多远。时代呼唤具有有思想的企业家的大量涌现。留征博士的这本书也许会给很多创业者和企业管理者以启示——他们会以华为为榜样,以自己的企业为平台,通过艰苦的学习、实践和深度思考,成为“不同的任正非”。这也是我的期望。

任正非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企业家,也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你很难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他是一个曾经患过抑郁症的孤独者,也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企业总裁。他经常对华为高管疾声训斥,也苦口婆心告诫员工“不要做一个完人,因为做完人很痛苦的”。他不但有质朴实干的一面,更有仰望星空的一面;他从来都不是神,他只是他自己。在他眼里,华为不是成功企业,外界只是在雾里看花,对华为做了过度解读。他不仅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实干家,而且是一个立足实践的思想者。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企业家,军人出身的任正非在带领华为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其企业哲学思想的发展,这一发展大致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具有四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个阶段是深受思想影响的华为发展初期。这个时期的华为还处于艰难生存与力求发展的阶段,任正非创造性地把领导中国走向成功的思想融合到华为的经营管理中,以至于《IT经理世界》杂志曾经刊文称任正非是“泛主义者”。华为成长初期面临的生存环境无比严峻,为了在跨国巨头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任正非运用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哲学思想,先从国外通信巨头当时无暇顾及的三线城市入手,逐步抢占市场份额,扩大企业生存空间。在这一时期,他的企业哲学思想隐含在他的一系列讲话中,比如《反骄破满,在思想上艰苦奋斗》《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要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在自我批判中进步》以及《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

第二个阶段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经营管理思想和工具,“削足适履”的时期。这个阶段华为已经解决了初期的生存困境,进入了企业的高速发展时期。任正非不断走出国门,考察并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思想。他不仅写了《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北国之春》《冰岛随笔》《市场经济是最好的竞争方式,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等一系列文章,而且不断与西方管理咨询公司全力合作进行管理变革,与Hay和CRG公司合作引进了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与IBM公司合作引进了IPD(集成产品开发)与ISC(集成供应链)管理体系,与PwC合作引进了财务管理体系,与FhG(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合作引进了生产工艺管理体系。为了破除学习与变革的阻力,任正非不惜用“削足适履”来比喻华为进行的管理变革,强力推进,不计代价,确保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在华为落地。

第三个阶段是融会贯通并形成华为独特的企业哲学时期。2005年华为经过八年屡败屡战的国际化道路,海外收入首次超过国内收入,标志着华为已经成为一家线年任正非在华为内部干部培训班上发表讲话《在理性与平实中存活》,认为企业的生命不是企业家的生命,要建立一系列以客户为中心、以生存为底线的管理体系,而不是依赖于企业家个人的决策制度。“管理就像长江一样,我们修好堤坝,让水在里面自由流。”公司发展的微观模式就是一部分有效和谐的方法论,完成企业管理诸元素从端到端、高质、快捷、有效的管理。这些思想与2000年任正非以“无为而治”为题要求华为高层管理者写命题作文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显然已经走出了当初的思想混沌状态,有了明确的目标。在华为“2012实验室”的讲话,则标志着任正非思考的深度与广度已经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开始思考企业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人的命运的联系,明确提出了哲学改变思想的课题,这也意味着其企业哲学思想的形成。

任正非作为基建工程兵部队的技术兵有过近十年的军旅生涯,南下北上,东奔西走,曾经获得过众多奖励和荣誉。军队的经历使任正非的企业经营管理思想具有浓郁的军事风格,而这种军事风格的思想也恰恰契合了“商场如战场”的企业生存环境。华为经营战略中的“农村包围城市”“压强原则”,组织机构中的“片联”“地区部”“重装旅”,企业文化中的“狭路相逢勇者生”“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等都是军事风格的体现。在任正非的讲话中,经常可以看到诸如“统帅”“将军”“正规军”“土八路”“新兵蛋子”“炮火”等军事词汇。

军事词汇的使用还只是表象。从华为的发展历程来看,任正非的确是把经营管理企业作为统军打仗来对待的。他把战争的知识和理论应用到华为中,且在谋略、布局、团队、士气各方面都发挥到了极致。他不仅活学活用的军事思想,而且也学习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思想和乔良的《超限战》理论。他把自己多年养成的军队作风融入华为的企业文化之中,使华为成了一个像军队一样目标统一、纪律严明、作战勇猛的高效企业组织。

从1987年创立时的小作坊到2014年世界通信制造业的领头羊,27年的华为发展史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但是伴随着华为成长的不仅是欢呼与喜悦,更是如影相随的死亡威胁。这个死亡威胁不是来自竞争对手,而是来自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内心深处。

因为特殊的生活经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批企业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来自于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任正非与他们还不同,他的危机意识已经深入骨髓,融入身心,甚至近乎偏执。在《华为的冬天》中,任正非这样表达他对危机的认识:

“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而且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面对这样的未来,我们怎样来处理,我们是不是思考过。我们好多员工盲目自豪,盲目乐观,如果想过的人太少,也许就快来临了。居安思危,不是危言耸听。”

“十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败,对成功视而不见,也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而是危机感。也许是这样才存活了十年。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想,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大家要准备迎接,这是我从不动摇的看法,这是历史规律。”

在任正非那里,华为发展越快,规模越大,他的危机意识反而更强烈。他也曾向员工描绘美好的未来,创立之初就豪言华为会“三分天下”;他也发出过“要敢于超越美国公司,最多就是输”的怒吼。但是华为27年来他说得最多的却是“冬天”“萎缩”“失败”“破产”“死亡”等冷冰冰的字眼。于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出现了,天天疾呼“死亡”与“破产”的华为不仅活得很滋润,而且登顶世界通信制造业;天天高喊“百年基业”与“世界一流”的众多企业却早已折戟沉沙、销声匿迹了。

任正非是一个酷爱学习的人,出差期间必带的物品就是书籍。他技术出身,知识面广,胸怀远大,眼界开阔,富有思想。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你不仅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传统的哲学智慧,比如“无为而治”“利出一孔”“深淘滩,低作堰”,也可以看到近代思想中的“批判与自我批判”“农村包围城市”;不仅可以看到古希腊神话中的丹科,而且可以看到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雄人物“蓝血十杰”。不仅可以看到“凤凰”“乌龟”“狼狈”,还可以看到“黑寡妇”“猫头鹰”甚至是“眼镜蛇”;至于“青纱帐”“土八路”“炮楼”等更是比比皆是。

2003年,华为曾邀请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张世英教授、韩水法教授、李中华教授和王博教授以及中国社科院的庞朴教授、余敦康教授和原海军政治学院的吴琼教授为华为总监以上干部做哲学培训,讲授“西方现代哲学论和谐相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周易与思维方式”“无用之用——老庄的智慧”“说无谈玄”“回到轴心时代”“战争指导规律与大战略”等课程。任正非本人也亲自听课并与老师们热烈互动。授课以后华为更是把培训录像制作成光碟在公司内下发学习,并向华为的客户赠送。在授课中,年逾古稀的庞朴教授曾问任正非,为什么邀请他们讲授和企业经营管理没有多少关系的哲学课程,任正非的回答是要给华为干部的头脑松松土,浇浇水。换句话说就是提高管理干部的哲学素养,开阔视野,重塑思维模式以适应新的挑战。2013年任正非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提出华为未来要建立三个研究所,第一个就是美学研究所。其实美学也源自于哲学,我们很多耳熟能详的哲学家同时也是美学的主导者,比如柏拉图、康德、尼采等人。2015年1月18日,在华为市场工作会议之后进行的文史哲讲座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三智道商国学院院长王守常先生为与会干部带去了《中国的智慧》讲座,充分体现了任正非在企业哲学思想方面的境界与干部培养方面的良苦用心。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着义利之争,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义利观。义指的是特定的伦理规范和道德约束,利则指的是物质利益。对二者关系的不同看法形成了不同的义利观。儒家强调“见利思义”。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认为应当“重仁义轻私利”。墨家强调“交相利”。法家则与此相反,商鞅提出“利者,义之本也”,韩非认为要有“计算之心”。总体而言,在义利之辩中,形成了重义轻利、重利轻义和义利并重三种说法。企业作为一种功利性经济组织,是以逐利为根本的。因此一般的企业老板都把利作为经营企业的第一要义。

作为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在“义利观”上实现了超越。他强调企业是功利性组织,企业的使命首先是活下去,如果没有利润,企业就会死亡。企业同时也是社会性组织,必须守法经营、合法纳税、创造就业。他要求华为员工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华为,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在利益的分配上,和一般的企业老板不同,他把个人利益看得比较轻,愿意和员工分享公司发展创造的财富。无论是从华为的股权结构还是华为的薪酬制度上,任正非都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分享。一直秉承“要活大家一起活”观念的任正非认为企业赚了钱首先要大家分,大家都有份才会愿意跟着他干。在法律制度还不规范的时候,华为的全员持股制度已经开创了中国企业的先河。目前,任正非在华为个人持股已经不足2%,其余的股份由大多数员工共同持有。也正是由于任正非有如此的胸怀和魄力,华为才集聚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并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成就了华为今日的辉煌。这是一般企业家难以企及的大智慧,也正是这种大智慧使华为一直乘风破浪,奋勇前行。

27年的发展历程,不仅成就了华为,也形成了任正非独特的企业哲学思想。当任正非说“哲学改变中国”的时候,也意味着他已经不仅仅着眼于目前的华为,而是开始思考华为的未来和中国企业的未来。同时,中国企业也可以在学习和批判华为的企业哲学中获得启迪与智慧。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说,任正非不仅仅创造了华为传奇,而且为中国企业哲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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